未来的挑战

每当我面试应聘者时，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重要问题上你与其他人有不同看法？”

这个不绕弯子的问题听上去很容易回答，其实不然。它挑战智力，因为每个人在学校接受的知识都是已被肯定的，一定被人赞同。

它也挑战心理，因为每个努力去回答的人都必须说一些他们明知道并不为众人认同的看法，这需要勇气。出彩的回答很少，相对于智慧，这些想法缺少的更是勇气。

通常，我听到的回答都是这样的：

“我们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亟待改革。”

“美国是非凡的。”

“世界上不存在上帝。”

这些回答都不好。第一和第二个陈述可能是对的，但有许多人已经表示赞同了。而第三个只简单套用了常见辩论中一方的观点。好的回答应该按照下面这种模式：“大多数人相信X，但事实却是X的对立面。”我之后会在本章给出自己的回答。

那么，这个反主流的问题和未来有什么关系呢？从小处看，未来只是还没有到来的时刻的集合。但是真正使未来如此独特和重要的并非因为未来没有发生，而是未来的世界会与此刻不同。

这样看来，如果我们的社会在之后100年都没有发生变化，那未来就在100多年之后。如果在之后10年世界改天换地，那未来就触手可及。

没有人能精准地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两件事：世界必然会变得不同，但变化必须基于当今的世界。针对这个反主流问题的多数回答都是对现在的不同看法，而好的回答应该尽可能地使我们看到未来。

我们期待的未来是进步的。进步可以呈两种形式。第一，水平进步，也称广泛进步，意思是照搬已取得成就的经验—直接从1跨越到n。

水平进步很容易想象，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它是什么样。第二，垂直进步，也称深入进步，意思是要探索新的道路—从0到1的进步。垂直进步较难想象，人们需要尝试从未做过的事。

如果你根据一台打字机造出了100 台打字机，那就是水平进步。而如果你有一台打字机，又造出了一台文字处理器，那你就取得了垂直进步。

从宏观层次看，可用一个词代替水平进步，即全球化—把某地的有用之物推广到世界各地。中国是全球化的范例，它的20年计划就是成为今天的美国。

中国已经直接复制了发达国家的有用之物：19 世纪的铁路、20 世纪的空调，甚至整个城市。也许这种复制可以使中国在建设道路上少走几步，比如，不用安装陆上线路，直接实现无线通信，但是，这依然是在复制。

垂直进步也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科技。近数十年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给硅谷冠上了“科技之都”之名，但科技不仅限于计算机技术。

任何新方法，任何可以使事情更易完成的方法都是科技，这才是对科技的正确理解。因为全球化和科技是不同方式的进步，它们可能同时存在，也可能存在其中之一，或是都不存在。

例如，1815~1914 年间，科技迅速发展，全球化也快速蔓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科技发展快，但全球化速度缓慢。从1971 年开始，全球化加快，而科技发展只局限于信息技术领域。

在全球化的时代，不难预见，在未来数十年中世界会更加一体化，更加趋同。甚至连日常用语都显示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认为科技时代已经结束，例如所谓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划分，表明“发达”国家已经获得了能够获得的一切成就，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需要奋力赶上。

但我并不认同。对于上文的反主流问题，我的回答是：大部分人认为世界的未来由全球化决定，但事实是科技更有影响力。没有科技创新，也许中国能源产量在未来20年会加倍，但造成的空气污染同样也会加倍。

如果印度的亿万家庭也都像现在的美国家庭那样生活—只用现代工具，结果也将是对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如果全世界都用同一种旧方法去创造财富，那么创造的就不是财富，而是灾难。在资源稀缺的今天，丢掉科技创新的全球化不会长久。

历史进程中从不会自然出现新科技。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成不变的零和社会，在那个社会中，成功意味着从别人手中掠夺财物占为己有。他们极少去创造新的财富来源，长远来说会导致物资匮乏，人们生活艰难。

从原始农业生活开始，到中世纪有了风车、16世纪发明了天体观测仪，人类社会上万年的时间仅有零星的进步，直到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出现再一直到1970年左右，现代世界才突然经历了一连串的科技进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继承的社会比之前任一代人所能想象到的都更富足。

没有一个世代像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的祖辈和父辈那样希望这种进步可以持续，他们希望一周只工作4天，能源便宜到不需要计量，度假可以去月球，但这些只是想象。

智能手机使我们忽略了周围，也使我们忽视了周围的事物有多陈旧：只有电脑和通信自20世纪中叶取得了巨大发展。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父母那一代对更好未来的期待是错的—他们只是错误地认为这种美好的未来会自己到来。

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创造出新科技，使21世纪比20世纪更和谐、更繁荣。

初创公司往往是新科技的诞生地。从政界开国元勋到科学界的英国皇家学会，到商界的飞兆半导体公司的“叛逆八徒”，人们肩负着让世界更美好的使命而聚成小团体。

对“小团体”这种现象最简单的解释很消极：因为在大组织中发展新事物很难，而单打独斗更是难上加难。官僚阶层行动迟缓，效率低下，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冒险。

在功能极端失调的组织中，要想获得晋升机会，告诉别人你在工作比挽起袖子做事更重要。（如果你所在的公司就是这样，你应该现在就辞职。）

从另一个极端说，如果舍弃团体，一个孤独的天才可能会创造出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却不能创造出整个产业。初创公司遵守这样一个原则，你需要和其他人合作来完成工作，但也需要控制规模，使组织有效运转。

从积极的角度说，一个初创公司就是说服一群人，一起规划并铸就新的未来。一个新公司最重要的力量是新思想，新思想甚至比灵活性更重要，而规模小才有思考的空间。

这本书提出了在创新之路上获得成功必须要解答的问题：它并不是一本指南，也不是单纯提供知识，而是一场思维运动。

而恰恰每个初创公司都不得不做这场思维运动：质疑现有观念，从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所从事的业务。

第一点：成为先行者，还是以后起之秀的身份一统市场？

创新创业像跟时间赛跑，最先起跑的人比较有机会抢得先机，因此创业者一向努力成为市场或技术的先行者（the first mover），企图以时间优势夺取空间（市场）优势。我们所熟悉的网路设备公司思科、或台湾之光台积电都因为抢得最佳时机，在市场上得以历久不衰。彼得•提尔的看法却不同，他认为开公司就应该立志成为定局者（the last mover），例如谷歌之前有雅虎，脸书之前有 Myspace，结果谷歌和脸书都能击败先行者，一统江山，成为市场的最后终结者，这才是创业者最甜美的胜利果实。

究竟应该先行还是后发呢？

其实先行应该是手段，定局为目的，先行者和定局者两种战略倒也不见得相互排斥，要避免的是：错以手段为目的，一味追求先行，结果捨本求末。

执行先行者策略最大的风险是错估市场时机，以及进入市场的难度，花费过高成本取得客户，以至于难以为继，没成先行者，反而成了先烈（the first martyr）。但是如果能够配速得当，不躁进不冒进，先行者最后成为定局者的机率是否也比慢半拍的公司更高呢？

以彼得•提尔共同创办的 Palantir 为例，公司成立于 2003 年，那时候大数据这个名词还没产生，Palantir 便以先行者的姿态，一步一步取得优势，朝向定局者的方向前进。再说，PayPal 不也是如此吗？

第二点：对精实创业不以为然？但 PayPal 本身就符合精实创业创业适者生存

这两年流行精益创业（lean startups），其中有几个主张：以最起码的产品规格，快速进入市场，边做边学边改，就像生物演化，最适者生存。

彼得•提尔却对精实创业甚不以为然， 他认为生物演化相当于从 1 到 1000 的微小改善过程，产品规格的不断改进，只能达到局部最优化。而真正有影响力、能够获得长久成功的是从 0 到 1 的创业，有如宇宙的大爆炸， 无中生有，才能达到系统的最优化。

因此彼得•提尔认为公司未来的成就，在大爆炸发生的那一刻已经大体底定，他甚至提出提尔法则（Thiel’s Law）的说法：

在创建公司时造成的错误，遗患无穷，终公司一生无法解决。

公司应该慎始自然是对的，特别是许多创业者急急忙忙创业，对于创业伙伴、投资人组合掉以轻心。这一类错误一旦犯下，未来确实很难修正。另外公司文化的重要性许多创业者也没有充分的体认，失去了在早期建立可长可久的公司文化的宝贵时机。

但这跟精实创业的做法并不互相矛盾，新创公司不能脱离市场而独存，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快速调整是任何公司生存的基本条件。就以提尔创办的 PayPal 来说，也曾经面对 X.com (CEO 是后来创办 Tesla 的 Elon Musk) 的激烈竞争，幸亏双方同意合併，才避免了流血竞争，完成 PayPal 一家独大的局面。

PayPal 能够随竞争环境而动态调整策略，不正符合精实创业适者生存的主张？

第三点：过度崇尚资本主义累积资本的功用，而忽略了分配的重要性

资本主义的运作靠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以自由竞争为最高原则。然而彼得•提尔却认为：资本主义与竞争背道而驰，因为资本主义需要累积资本，而竞争将减少利润，减缓资本的累积，反倒是垄断因为可以快速累积资本，才符合资本主义的精神。

因此彼得•提尔提出创意型垄断（creative monopoly）的概念，主张新创公司应该以独特的创意造成实质垄断，从中截取高额利润，然后不断创新，继续造福客户。他套用托尔斯泰的快乐家庭名句，戏谑地说：所有快乐公司的故事各个不同，因为解决了一个独特的问题，得以享受垄断。所有不幸的公司故事全部雷同，都被竞争所累，结果筋疲力尽而亡。

彼得•提尔的论点有两个缺失。他过度崇尚资本主义累积资本的功能，而忽略了分配的重要性。如果探讨未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累积与分配两个机制之间需要有适当的平衡，否则严重倾向于资本累积，长久的失衡一定造成严重后果。其次是他忽略了竞争固然减少利润，却也激发出效率，市场因此得以有效运作，客户也因此直接受益。

更何况现代资讯如此发达，创业活动如此蓬勃，那有一个新创公司不必面临竞争？就算不求战，哪里可能免战呢？

第四点：成功的确不来自于幸运，但幸运绝对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许多成功人士将成功的原因归诸于幸运，这些人或许出于谦逊，或许出于政治正确，或许心存感激，无论如何，彼得•提尔非常不能同意这种幸运论，他引用 Twitter 创办人说的一句话：成功绝非侥倖。

确实，成功既然不会从天上无端掉下，就一定有一个潜在规则，或者有一个秘方。例如会买《从 0 到 1》这本书来看的人，大概就期望从书中找到这样一个成功的规则或秘方。

用彼得•提尔的术语，他是一个未来未定论的乐观者（indefinite optimist），相信未来有无穷可能，而打开这些可能的钥匙都掌握在我们手中，换句话说，成功就在我们手里，而不控制在幸运之神的随机喜恶之间。

幸运与努力，幸得与应得，其实是个老话题。创业是一个需要花费眼泪血汗的艰难过程，能够取得成功者，十中只有一二，能够达到彼得•提尔所说的创意型垄断的境界，更是百中不得其一，因此不可能纯粹依靠侥倖。

但是百分之百依靠努力吗？恐怕也不尽然，否则成功不就可以复制？当一个想要成功的人面对未知时产生的一点畏惧的心理，一点谦卑，一点人性，会不会也是未来成功的一个因子？英文中有一句话，「Chances favor the prepared mind」， 幸运总是眷顾有备而来者，也许是掌握努力与幸运之间比较持衡的观点。

第五点：销售员到底重不重要？

具有技术背景的创业者，通常对他的产品拥有高度信心，认为只要能够解决市场中一个没人能解决的问题，客户就会自动上门，因此最近流行的创业方法论中十分强调「To create a product that it sells itself」– 让产品有脚。不少新创公司一夕暴红，似乎也佐证了这种论调确实可行。

彼得•提尔再次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真实世界中，新创公司与客户间永远存在着距离，要穿越这个距离，只有靠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就是销售人员。产品再好，没有销售人员带着讯息、实体，透过广告、行销，建立配销网路，产品无法自动抵达客户端，客户也不会自动买单。

当下的新创公司多半由技术团队组成，对销售的功能怀有先天成见，确实容易忽略行销的重要性。任何市场都存在着各种阻力、摩擦力、旧有产品的粘着力，任何新兴产品都必须克服这些障碍，就好像我们不能免于地心引力一样。彼得•提尔强调销售的重要性，对于一般科技团队误以为产品有脚，确实有对症下药的效果。

然而市场阻力的比喻，也让我们更能体会创新的重要性。优秀的产品可以大幅减少市场的阻力，增加销售人员的效率。否则产品若像老牛破车，再能干再有经验的销售人员也必然事倍功半。

在全球的创业热潮中，各种方法论或工具书充斥，想从《从 0 到 1》这本书裡学方法，不如学态度。创业是个手工业，每个新创公司都面临独特的条件、文化、时空，成功只能靠亲手打造，彼得•提尔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一定适用。

但是如果《从 0 到 1》能够提醒我们主动打破自己的惯性思考，不畏于挑战时下流行的观点，不怕成为一位敢独排众议的异类，彼得•提尔的贡献就可以说是善莫大焉。

上述观点选自：邵皙智工作室

这本书的内容最早来自布莱克·马斯特斯 （Blake Masters），2012年时曾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就读，期间选修彼得•蒂尔的“初创企业”课，将细心整理的课堂笔记发布到网络，引起240万次的点击率。之后彼得•蒂尔亲自参与整理，精编成了这本书。

彼得•蒂尔（Peter Thiel）被誉为硅谷的天使，投资界的思想家。1998年创办PayPal并担任CEO，2002年将PayPal以15亿美元出售给eBay，把电子商务带向新纪元。2004年做了首笔在Facebook的外部投资，并担任董事。同年成立软件公司Palantir，服务于国防安全与全球金融领域的数据分析。蒂尔联合创办了Founders Fund基金，为LinkedIn、SpaceX、Yelp等十几家出色的科技新创公司提供早期资金，其中多家公司由PayPal的同事负责营运，这些人在硅谷有“PayPal黑帮”之称。他成立了蒂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鼓励年轻人在校园之外学习和创业。他还成立了蒂尔基金（Thiel Foundation），推动科技进步和对未来的长远思考。